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有一些有意思的回答值得我们思考：“信仰是一种精神胜利”“宗教是精神鸦片”。作为认信基督信仰的人，不急着去反驳这样的意见——首先这是一种对人性朴素的观察，第二作为基督徒，亦需要反思自己信仰的根基是否在无意识中也建立在了自己的舒适区之上，成为了自我印证的工具，信仰是否退化成了众人互相实现宗教热情的借口。
有人这样说：西方的信仰状况非常衰落，属灵生命低潮，年轻人很少去教堂。而客观事实却并非是单纯的decline，而是属灵的冷淡和属灵的混乱并立，并且可以说有些人非常乐观。一部分人对于最终的救赎不关心，厌倦了宗教的许诺，活在此生的确幸当中；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救赎的真理本身，在宗教中不断寻找救赎的证据，将希望放在新兴的“先知”“使徒”“国王”“启示”上。
在科学技术文化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不信派的增长是可以预见的，更多的人几代都活在安稳和确幸之中，人对于苦难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代偿方式，本质上都是各种程度的偶像崇拜——通过外物和自身价值实现淡化了自己对于人类因悖逆而产生的苦难的苦楚感觉，麻痹了神在造我们时候留在我们心中的良心所带来的刺痛。
首先社会结构给了人“隔离”不幸的可能性。其实在现代社会，人仍然会有“不幸会带来诅咒”的巫术时代的禁忌。而和禁忌直接相关的既是偶像崇拜的本能。这种对隔离的迷思更多的发生在暂时坐稳了幸运宝座但是仍然有强烈身份焦虑的群体中，他们相信家庭处境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稳步上升的，但一不小心就会退回贫穷之中，身份有可能被其他人轻易的盗取。他们认为“隔离“比消灭更加道德，无可厚非，无视其带来的滑坡效应。
很多时候不信派是较为人文主义和理性的， 第一人们对于罪与罚有过于浪漫化的想象，在目睹陪审团式的多数暴力，公共机构懒政造成的冤假错案，被权力和资本操作的偷天换日，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横行的现状之后，发出天问“公平正义在哪里”，仿佛加害者掌权者都是巨婴，没有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知乎问题很有意思：“监狱里其他犯人真的会鄙视强奸犯吗？”答案是这是人们荒谬的幻想，事实上没有犯人有闲心关注这个，最多是找个体弱的霸凌一下而已。
人们对于公义无法实现的失望已经开始寄托于看不见的惩戒场所监狱当中，可见是多么绝望。指望当世公平正义智慧的王，最后最终会退化到指望杀人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是人们对于利他主义有着媚俗的想象——这涉及到将我们的救主降格为烈士，而将烈士升级为半神的问题。在道德主义的社会最荒谬的是，隔三岔五就需要祭祀一个个体，否则体系无法维系。大部分人的自我关注程度非常高，从“我生活得不错”，到“我与人为善从不麻烦别人”到“我自我感觉被友爱的细胞充满”，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极其精致的维护，不仅需要大量的道德书籍甚至被降格至心灵鸡汤的新约圣经来充裕其精神世界，也需要足够的财政自由，以免和他人发生龃龉，同时需要隔离不想与之和好的人群。当然结果是这个伪善的体系难以自我保持。这样的社会中的罪恶带来的后果往往要通过无辜者的流血来进行平衡，而暂时吸饱了“正直的”“勇于抵抗的”“愚蠢的”“具有烈士情结”的人血之后归于平静——“杀死黄四郎之后”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张麻子退隐江湖是一种美好的期许，现实中则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最后人们有可能有病乱投医，求助于各种宗教狗皮膏药。
在较为混乱原始的地区，人们会将未来交给毫无圣洁品质的各种木偶神像，包括生殖崇拜，金钱权力崇拜这种已经不消再说。而在有基督信仰基础的地方，它们便有了看似圣洁的衣装，生殖崇拜变成家庭价值，金钱崇拜变成了属灵复兴，对不幸的禁忌变成了蒙福的确据。新“先知”披着时髦的外衣播散“福祉”，商政文界争相要在主的会堂里分一杯羹。在《美国众神》中非常讽刺的场景：奥丁回到美国发现新“神“林立自己垂垂老矣，昔日兄弟来到军工厂通过民族主义包装一下重出江湖，基督路过美墨边境却被枪击——美国的众偶像，你方唱罢我登场，光怪陆离，蠢蠢欲动，在争夺着人们的祭祀。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熙熙攘攘的“复兴”，却消费着高级的不高级的替代品，上瘾物。偶像崇拜是疮口溃烂之后的一剂吗啡，虽然毫无治疗作用，但是可以暂时缓解痛苦。
苦难难当，任何人的大大小小的不幸和苦楚都是不应该忽略小觑的，没有无缘无故的呻吟，哪怕最幸运的幸运儿的灵魂都有无法通过人力弥补的缺口，如果能够通过麻醉剂的效用大小来判断此生是否幸福与值得，倒是十分简单明了，可是毫无意义。
神已经提供给了我们最终的，已经成就的救赎，不必再用人的血，也无法用人的血填补我们罪恶的胃口，最终的赎罪祭已经完成，我们不需要向任何其他的存在献祭——难道这不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吗？人们永无休止的寻找偶像，其实正是人的本性有着巨大缺口无法弥补的有力证明，就如同与父亲决裂失散的孩子，不断的在寻找父亲的替代品。
借着耶稣基督与父和好是我们唯一能够回到父身边，解决我们的亏缺的路径——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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