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在当代探讨是有难度的，这个话题被希腊先哲和早期教会领袖非常热烈的讨论过了，也总结出了各种原罪和美德表现形式——以奥古斯丁胜了伯拉纠奠定了千年来的正统原罪观。但是事实上是，先哲总结的原罪的真面目总是被遗忘，任何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可以悟出一套伯拉纠类似的罪观，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是相当进步的，我们需要时刻警醒。
面对这个话题，我认为恐吓，严重的警告，公审大会式的批判，都是不正确的路径，面对信徒或未信者的时候，不如着重脱下罪媚俗的金装，而非审判人本身。
基于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观，罪不是偶然的，不是自然显现的，凭你的意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但是也不是必定大奸大恶的（但是结果是死）；而良心同样是人内心的初始设定，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完全消失。有人错误的认为罪与良心都是有时浮现有时泯灭的——决定了人浮浮沉沉的一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罪的隐蔽性在于“罪不必大，持久伴随”，是人类缺失神的荣耀的表现。而良心看上去忽明忽灭但是一直注视。
人越在符合社会规则和公共价值取向的时候，比如谨守勤奋，刚毅，慈善等特质的时候，罪越有隐蔽性，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懒惰，暴怒和嫉妒成为了人的“一闪念”，被良心和社会规则压制住并消解了后果。
现代自由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了最小化罪的后果，完善的法制，良好的秩序，合理的申辩途径。它有效的杜绝了集权的罪恶，部分减少了封闭小村庄式，石刑式的群众罪恶。比如说合伙人之间的嫉妒可以最后转化为另起炉灶，营销骗局最后可以由保险公司买单，暴怒的情绪可以通过游戏比赛进行发泄，色情业部分解除了对妇女的人身控制，打官司遇到讼棍可以请求司法帮助——至少各人自负其责，消解了严重的后果。而在传统社会甚至是基督教的社区，往往是由强权消解后果，强者愈强，弱者的罪无处遁形。女性，穷人的罪无法靠贿买游说来掩盖，自然形成了弱者有罪论，柔弱，顺从也就成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特质。所以说罪的”环境定论“学说和”人可以选择善恶“都是不是绝对公义的。
”环境定论“可以部分反映制度和家庭对于人的影响，但是决定的权柄绝不在人手中——也有在风俗制度良好的地方作奸犯科的人，也有勇于对抗不公的人，人有影响力，但是并无权柄。
对罪肤浅的认知第二体现在对其解构和娱乐化。当代社会对于原罪的诠释五花八门，有各种流派。但是其内核却发自于良心：
有的是弱者借此发声，早先表现在劫富济贫，革命，血债血酬这样的罗宾汉行为上，固然愿望美好，发自良心，但是其后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结构，革命成功之后之前被血气之勇压制的念头统统浮出水面。可以说是个美好的神话。有的是嘲讽固有道德，固然社会有陈旧迂腐的一面，人的道德不是真正公正，可以异议，但是一旦伴随滑坡效应，很多事不再严肃，而是一场戏谑嘲讽的狂欢。有的只是”慕强“，回到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本质是对于不公正的表象得出一个安慰自己良心的结论，比如每每有弱者受到伤害，一定要找到其可指摘的地方——意为害怕自己也得一个无常的结果，害怕良心的崩坏。有的是从众，群体即正义。有的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罪观，才华颜值即正义。还有的甚至是围观审丑。——足可见，罪不在大，而在于遮盖的方式极有诱惑力，罪被赋予了复杂的道德，审美，社会意义，连《七宗罪》的作者都想得出，用审判罪来正当化罪。
罪的隐蔽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狡猾欺骗性强的特质，更是因为人们并未赋予救恩和赎罪以崇高的地位。人抬高了良心和理性，与罪的权柄脚力，殊不知，自己的良心可以被哄骗，自己的理性更可能不起作用。
在现代社会，不圣洁的念头可以得到疏导和宣泄，给人以再思考再悔悟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这其实是受到基督的影响。只是在当下得到这样宝贵的机会之后，很多人不再去向至高者，全知者交代了，而是选择向更下层的需求和人群交代——有人觉得下层不会明察秋毫，或许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下层没有救赎的能力，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芝麻。在传统社会，人更是把有现世权力的人捧得至高，有罪与否全看有无权力改写历史；而底层因为人定的道德进行无休止的互害和欺骗，因为被”抓到小辫子“只有一条路就是死。
只有让赎罪高过于”脱罪“，高过于罪本身，对罪去魅，彻底的不怕它，不慕它。唯有赎罪，可以让人不因良心的不安而正当化罪，也不再被良心苦苦纠缠，战胜了一切荒诞，阴霾，不仅战胜原初带来致死的罪，更可以战胜现世得罪别人的罪。基督的救赎脱去了人”耻“的枷锁，可以让人乐得在良心的灯下审视自我，不被一个错反复绊倒，这是任何其他的捷径小路都决然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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